苏林森 | 美国人眼中的东方巨龙：涉华新闻关注与美国人对中国的认知、态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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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成为美国媒介报道最多的外国，本研究通过一项针对18岁以上美国人的在线调查（N=848），发现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较负面，美国受众对中国政治话题（如人权）和中美冲突的新闻相对较感兴趣，而对中国文化和旅游的新闻兴趣较小。分析发现，美国人对涉华新闻关注度显著增强了其对中国的了解，但并没有显著影响其对华态度，即媒介也许能告诉受众“想什么”，可是很难劝服人们“怎么想”。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程度与对华态度间并无显著相关，直接经验（来华旅游、与中国亲友交往等）与对中国的兴趣则不但显著正向影响了其对中国的态度，也显著提升了其对中国的了解。另外，人口统计变量对美国人涉华态度的影响大于其对涉华了解程度的影响。

关键词

涉华新闻关注、对华态度、对华兴趣、对华了解

一、研究背景

自1979年中美恢复建交以来，中美关系在波动中向前发展，成为当前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虽然美国人对中国的评价历经起伏[2]（图1），但中国在美国民众心目中的重要性逐步提高，这从美国多次民意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如2011年盖洛普公司关于美国人心目中12个国家的调查显示，中国的重要性居首位（70%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对美国“非常重要”），而2007年的这一比例才58%[3]，2016年盖洛普调查则显示，一半（50%）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世界经济强国（认为美国是世界经济强国的比例仅为38%），而2000年认为中国是世界经济强国的比例仅10%[4]。

国际新闻成为当今世界交流的重要途径，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也相应反映在媒介报道上。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媒体争相报道的国家。虽然出于节约成本的角度考虑，美国不少媒介机构缩减了国际报道的比例，但对中国的报道却迅速增长（Peng，2004；Willnat & Metzgar，2012）。从被报道国家分布看，美国媒介报道最多的外国是中国（Zhang & Meadows，2012）。

由于民众对外国的认知和态度多来自于媒介影响，所以国际新闻报道通常具有较强的传播效果（Wanta & Lee，2004）。那么，美国媒介关于中国的报道是否会增进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这些社会报道会否改变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这些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将拓展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的有效性；同时对美国的对华报道策略、双方扩大互信和增进了解也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

（一）美国受众对中国新闻关注度与对华态度

媒介信息是大多数美国受众了解外国重要甚至唯一的渠道，由于国际政治与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国际传播和媒介报道，外国新闻的重要性与日俱增（Wu & Hamilton，2004），因此，美国媒体对正在崛起的中国的新闻报道数量不断增加。彭增军（2004）基于对美国《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涉华报道的内容分析发现，1992-2001年间两报对中国的报道均显著增加，Stone和Xiao（2007）则发现，这一表现在苏联解体后尤其显著。需要指出的是，这两项研究一致发现，美国媒介涉华报道的基调是负面的，并且这种负面趋势在加强，尤其在苏联解体后（Peng，2004；Stone & Xiao，2007）。

有关西方国际新闻关注度的研究集中在国际新闻使用与对外国的认知、态度之间的关系，其中国际新闻使用与对他国态度的关系成为研究重点，这方面有三类代表性理论：第一，由于西方媒介霸权和落后国家受到的不公正报道，国际新闻使用与第一世界国家（发达国家）的好感度成正相关，而与第三世界国家（落后国家）的好感度成负相关；第二，由于西方媒介关注冲突的掏粪本质，因此国际新闻使用与对所有外国的好感度均呈负面关系；第三，鉴于国际新闻使用能增强对外国的认识和了解，国际新闻使用与对所有国家的好感度均呈正相关（McNelly & Izcaray，1986）。实证检验的结果也不统一，大部分研究发现，对他国新闻的关注提升了其对该国的态度（Perry，1990），但也有研究发现对外国新闻的关注与负面态度相关，而与正面态度无关（Golan & Wanta，2003），还有研究发现，对外国新闻的关注与对外国作为朋友（或敌人）的判断无必然联系（Salwen & Matera，1992）。总的来说，虽然关于国际新闻关注与他国态度关系的研究结论并不完全一致，但大多数研究则证实了国际新闻使用与对他国的好感度呈正相关（Korzenny，del Toro，& Gaudino，1987；Perry，1990；Semetko，Brzinski，Weaver，& Willnat，1992）。

过去这方面的研究绝大多数集中于一系列国家的比较而很少针对特定外国，尤其缺乏专门针对中国的研究。如Perry（1989）基于1984年和1986年的两次调查发现，越关注苏联报道的美国人，其对苏联的态度越正面。韦路、吴飞和丁方舟 （2013）重点研究了新媒体对美国人的中国形象认知的影响，本文则是针对中国新闻关注与态度、认知间关系的研究。

（二）美国受众对华了解程度与对华态度

过去大量研究发现，国际报道接触提升了对外国的知识（McNelly & Izcaray，1986；Perry，1990），对外国的认识越充分，对其态度也就越客观、理性，即使面对负面报道也能更批判性的接收或者产生免疫，从而产生对外国较正面的态度（Perry，1990）；另一方面，对外国的了解越多，进一步刺激了受众了解外国的“胃口”（Perry，1989），也会促使受众通过包括媒体在内的渠道获取信息，间接促进其对外国的好感。过去的研究发现国际新闻使用、对他国的认识和对外国的态度间相互影响，Perry（1990）总结了对外国的知识与态度（好感度）的几种关系：第一，对外国的知识与外国新闻使用间相互促进，共同提升其对外国的态度，即对外国的知识水平间接增强了其对外国的好感度；第二，对外国的知识直接提升了其对外国的好感度；第三，对外国的好感度促进其对外国新闻的关注度，进而提升其对该国的知识水平。虽然对外国的认知显著提升对该国的好感度，但并不确定是否一定通过外国新闻关注度产生作用（Korzenny et al.，1987；Willnat & Metzgar，2012），如Willnat和Metzgar （2012）基于纽约时报涉华报道和美国民众调查的分析，并未发现对中国新闻报道的接触与对中国的认知存在显著相关。基于以上文献，本研究认为，就具体一个国家而言，外国受众对中国的知识与对中国新闻的关注呈正相关，对中国的了解激发受众对中国新闻的关注；反过来，对中国新闻的关注增强了受众对中国的了解，两者提升了受众对外国的好感度，而好感度也促进了对其对中国的了解程度。

（三）直接经验、兴趣与对华态度

除了新闻关注等间接途径，直接经验也影响对外国的认知和态度。随着政治对话、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等发展，当今世界各国人们的直接交往越来越多，这些直接经验将增强对该国的认知和态度。尤其是中美恢复正式外交历史较短，意识形态等差异巨大，长期以来缺乏了解甚至存在较多误解。过去研究证明，与外国的直接经验或交往会提升对外国的态度（Willnat & Metzgar，2012），Hofman和Zak （1969）的研究发现，在跨文化接触中，直接交往能增强对另一方的好感度。

愿意与中国、中国人有直接经验或交往的美国人，他们对中国的兴趣也更大，对中国的认知也越多，也越可能对中国产生较正面的印象。兴趣是媒介使用的一个前提和催化剂，Wanta （1997）指出，政治兴趣高的受众更多使用媒介，也更有可能与其他人讨论政治话题。在国际新闻报道中，对某一国家越感兴趣，受众就越有可能通过直接或间接渠道了解该国，对该国也更有可能产生好感，因此，对中国的兴趣与对中国的态度呈正相关。

现有外国新闻关注、认知和态度间关系的研究基本针对多个国家，但对不同国家的研究往往产生不同的结果。影响国际新闻报道的因素很多，过去的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官方语言、地理接近性、文化接近性、外贸关系、政治自由度和人口影响了美国媒介对其报道（Kim & Barnett，1996；Wu，1998），同理，一国受众对外国新闻关注度也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比如美国受众对加拿大和英国的关注、认知和态度就可能受到地理接近、语言和文化认同等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作为美国媒介报道最多的外国，美国媒介中国报道与美国人对华认知、态度间的关系缺乏系统的研究。为控制国家类型的影响，本论文专门研究美国受众对中国新闻的关注，并且探讨美国民众对中国新闻的关注以及兴趣、态度、认知和旅游经历对新闻关注的影响。

鉴于上述关于外国新闻关注度、兴趣度、直接经验与对外国态度和了解程度关系的文献，本研究认为这些变量间存在相互关系，因此，提出下列假设：

H1a：关注中国新闻越多的美国人，其对中国的态度越积极正面。

H1b：关注中国新闻越多的美国人，其对中国的了解就越多。

H2a：对中国了解越多的美国人，其对中国的态度就越正面。

H2b：对中国态度越正面的美国人，其对中国的了解就越多。

H3a：对中国越感兴趣的美国人，其对中国的态度越正面。

H3b：对中国越感兴趣的美国人，其对中国的了解也越多。

H4a：对中国的直接经验越丰富的美国人，其对中国的态度越正面。

H4b：对中国的直接经验越丰富的美国人，其对中国的了解越多。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收集

课题组于2016年4月2日-4月7日通过互联网调查了1137个18岁以上美国成人对中国的态度以及媒体在其中的影响，最终获得848个有效样本（从来不接触中国新闻或未满18岁的被访者除外）。本次调查问卷通过在线调查工具Qualtirics编制，由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市场调查公司全球抽样调查公司（Survey Sampling International，SSI）执行在线调查，正式调查前经过两次合计100个样本的试调查，正式调查针对18周岁以上的美国成年人（从不关注中国新闻者除外），共有1055人参加问卷调查，其中165人被过滤（包括125人从不关注中国新闻、29人为18周岁以下）。为保证样本对美国全国成人的代表性，该调查样本来自于两部分：SSI在线样本库和与SSI有合作关系的其他可靠样本库，为确保调查真实可靠，在所有样本开始参加调查前，要进行质量检测，在95%置信水平下，推论误差在±3%内，调查由SSI随机向目标样本随机发送问卷链接进行在线填写邀请，完成问卷被访者平均获得1美元的礼品，每份问卷平均填答时间为4分15秒。

（二）测量

对华态度。本研究采用百分制打分测量美国人的对华态度（0分最反感，100最喜欢），该测量方法被芝加哥对外关系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和盖洛普调查机（Gallup Organization）使用多年，用于测量美国人对外国的态度，又叫情感温度计或感温计（feeling thermometer）[5]。

对中国的了解程度。对中国的了解同样用五级问题：请问您了解中国的程度何（how much do you know about China）？该定序变量的回答包括“毫不解”、“了解一点”、“有一些了解”、“了解较多”和“非常了解”。

涉华新闻关注度。Semetko et al. （1992）发现，对外国新闻的关注度而非媒介使用显著正向影响了对外国的态度，因此，不同于过去研究用媒介使用频率来测量国外新闻接触（Willnat & Metzgar，2012），因为使用媒介的受众未必关注涉华新闻，本研究将对中国新闻关注度具体操作化为“您阅读或观看中国新闻的频率”（how often have you read or watched news about China），该变量为定序变量，问题选项包括“从不关注”、“较少关注”、“有时关注”、“经常关注”和“总是关注”。

对中国议题的兴趣。对涉华议题的兴趣用五级李克特量表来测量（1表示不感兴趣，5表示很感兴趣），过去研究发现，不同新闻报道框架的国际报道具有不同的议程设置效果，如具体事件具有更强的效果（Wanta & Hu，1993），过去涉及中国的国际报道的研究中常选择诸如人权、中美关系等议题进行分析（Golan & Lukito，2015），本研究选取如下新闻报道议题来测量美国人的对华兴趣：中美冲突、中美贸易、人权、中华文化和中国旅游。

对中国的直接经验。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旅游业也进一步加强对外开放，来过中国旅游的美国人会更多通过媒介来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另外，人际交往也是直接经验的重要来源。本研究通过问被访者是否“来华旅游”、“有中国亲戚”和“有中国朋友”三个问题来测量美国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直接经验，这三个问题答案之和就构成了美国人对华直接经验指数。

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等人口统计特征可能会影响媒介使用习惯、对外国的知识水平和态度，因此本调查还包括一些人口统计特征变量，如被访者的性别、年龄[6]、教育水平[7]和收入[8]等，这些变量作为研究的控制变量。

需要指出的是，在不同的模型中，对华态度和对华了解程度分别作自变量和因变量，对中国的兴趣、直接经验等是自变量。

四、研究结果

（一）样本描述

调查显示，被访者对中国的态度略显负（54.25分），这与前述历次调查结果基本一致；美国人对涉华新闻报道关注度较高，只有极少数被访者（1.14%）从不关注中国新闻（终止访问），近三成（27.09%）的被访者很少关注中国新闻，近一半被访者（45.94%）表示有时接触中国新闻，经常接触中国新闻和总是接触中国新闻的被访者分别占19.31%和6.51%；美国人对涉华议题的兴趣度（1=不感兴趣，5=很感兴趣）依次为人权（3.84）、中美冲突（3.82）、中美贸易（3.69）、中华文化（3.53）和中国旅游（3.18）；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程度为：毫不了解（2.48%）、了解一点（37.62%）、了解一般（46.93%）、了解较多（9.55%）和非常了解（3.42%）；被访者与中国的直接经验较匮乏，其中，83.49%的美国人从未来过中国旅游，59.91%的美国人没有交过中国朋友，85.9%的美国人没有中国亲戚。

（二）研究假设检验

本研究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来检验中国新闻关注度、对中国的了解程度、对中国的直接经验、对华兴趣和人口统计特征等变量对涉华态度的影响。为简化模型，在回归分析前，将中国新闻关注度合并为三类：有时关注、很少关注、经常关注，其中经常由较经常关注（19.31%）和经常关注（6.51%）合并；将对涉华各议题兴趣度得分加总，获得对中国兴趣得分；再将对中国的了解程度合并为三类：了解很少——由毫不了解（2.48%）和了解一点（37.62%）合并，了解一般，以及了解很多——由了解较多（9.55%）和非常了解（3.42%）合并。为检验各组变量在影响涉华态度上的贡献程度，模型1仅包括人口统计变量（性别、年龄、收入和教育水平），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增加对华兴趣和态度变量，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再增加对华了解程度和直接经验（旅行和直接交往），因此将模型3称作全模型，而模型1分别为模型2和模型3的嵌套模型（nested model），模型2则为模型3的嵌套模型，似然比检验（likelihood-ratio test）显示，模型2显著优于模型1（ = 109.45，p<0.01），模型3又显著优于模型2（ = 26.52，p<0.01），即在模型1的基础上增加对华态度和对华兴趣、在模型2的基础上增加对华了解和来华旅行，均显著提高了模型的拟合度，分析结果如表1。

模型2和模型3均显示，对中国新闻的关注度并未显著提高对华态度，因此H1（关注中国新闻越多的美国人，其对中国的态度越积极正面）并未得到支持；

模型3显示，对中国的了解程度并未显著影响其对中国的态度，因此，H2a（对中国了解越多的美国人，其对中国的态度就越正面）也没有得到支持；

模型2和模型3均显示，对华兴趣显著正向影响了其对中国的态度（p<0.01），因此H3a（对中国越感兴趣的美国人，其越对中国的态度越正面）得到支持；

模型3显示，与中国的直接经验显著正向影响了美国人的对华态度（p<0.01），因此H4a（对中国的直接经验越丰富的美国人，其对中国的态度越正面）得到支持。

鉴于态度、认知和中国新闻关注之间的相互影响，接下来检验态度等对中国认知的影响。该检验中，因变量对中国的了解程度是定序变量，应采用定序逻辑回归（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OLR）来检验研究假设。由于定序逻辑回归假定因变量每两个相邻类别之间的距离是相等的，即平行假定（parallel assumption），也就是说各个自变量在多个不同二元逻辑回归方程（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本数据中的两个二元逻辑回归方程的因变量分别为：很少vs一般+很多和很少+一般vs很多）中系数相等，为此要事先进行平行检验。但检验结果显示，两个模型不满足平行假定，因此要采用广义定序逻辑回归（general ordinal logistic model，Gologit）。根据Williams （2006）的建议，需分别运行多个（本文中为两个）二元逻辑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

定序逻辑回归模型结果显示，中国新闻关注度显著正向影响了其对中国的了解，总的说来，越经常关注中国新闻报道，其对中国的了解就越多，因此，H1b（关注中国新闻越多的美国人，其对中国的了解就越多）基本得到了支持；

结果显示，涉华态度对涉华认知没有显著影响，因此，H2b（对中国态度越正面的美国人，其对中国的了解就越多）没有得到支持；

对中国的兴趣显著正向影响了其对中国的了解程度（模型4，p<0.01；模型5，p<0.05），也就是说，对中国越感兴趣的美国人，其对中国的认识也越多，因此，H3b（对中国越感兴趣的美国人，其对中国的了解也越多）获得支持；

与中国的直接经验显著正向影响了其对中国的了解程度（p<0.01），即与中国直接经验越多的美国人，其对中国的认识就越多，因此H4b（对中国的直接经验越丰富的美国人，其对中国的了解越多）得到支持。

五、讨论

本研究发现，用百分制测量，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平均为54.25分，美国人对中国政治话题（如人权）和中美冲突相对较感兴趣，而对中国文化和旅游的兴趣较小，美国人与中国人的直接交往（结交中国亲朋好友、来中国旅游）较少。从分析结果看，美国人对涉华新闻关注度显著增强了其对中国的了解，但并没有显著影响其对华态度；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程度与对华态度间并无显著相关，即对中国了解程度没有显著影响对华态度，反之，对华态度也没有显著影响其对中国的了解；直接经验与对中国的兴趣则不但显著正向影响了其对中国的态度，也显著提升了其对中国的了解；总的来说，人口统计变量对涉华态度的影响大于其对涉华了解程度的影响。

美国媒介对中国的报道侧重政治领域，这与整个国际媒介对中国新闻报道现状是一致的，Willnat和Luo （2011）针对全球十五个国家或地区涉华电视报道的内容分析发现，国际上关于中国的电视报道集中在中国国内政治、外交和经济领域，而较少报道文化和社会新闻，这种新闻报道现状可能与美国人缺少与中国直接的经验有关（本研究发现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文化和旅游并兴趣度不高）。而恰恰这些直接交流提升了美国人对华的态度，看来中美之间仍要加强包括旅游在内的更直接的交流促进两国人民的关系，拓宽渠道让美国人更多地了解中国。

OLS回归结果显示，美国人新闻关注度并未显著影响其对华态度，说明与中国政府或大多学者的观点不同，美国媒介偏负面的对华报道对普通受众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这可能因为美国媒介对中国的报道多集中在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域，这些报道与普通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关系不大（Willnat & Metzgar，2012）；类似的，中国受众的媒介接触也没有显著增加对美国的认知和好感度（张洪忠 & 虞鑫，2013）。这些研究结果进一步说明，与过去媒介匮乏时代的研究结果不同（Perry，1990），当今国际报道对外国认知和态度的影响是有限的，尤其是对态度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也就是说，媒介也许能告诉受众“想什么”，可是很难劝服人们“怎么想”，这可能与各国国民对外国的刻板印象有关。借用拉扎斯菲尔德的政治既有倾向（political predisposition）和费斯廷格的认知不协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媒介报道主要是强化而非改变受众的既有认知，受众倾向于有选择性地接触与自己的既有态度相一致的信息。

本研究发现，美国人对中国议题兴趣度较高，分析也发现，对中国感兴趣的美国人对中国更了解，其对华态度也更正面。只有对中国感兴趣的美国人，才更有动力去进一步了解中国，包括通过新闻报道在内的各种渠道去了解中国。虽然美国媒介涉华报道负面居多（Peng，2004；Stone & Xiao，2007），但这些负面为主的涉华报道的影响并没有想象的大，起码在对华感兴趣的美国人中没有多大影响，这些结果与Willnat和Metzgar （2012）的发现是一致的，进一步说明了国际报道对受众态度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认识中国越多的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越正面，这与韦路等（2013）的发现一致，但影响并不显著。实际上，对中国认识越多的美国人，可能更多认为崛起的中国在亚洲乃至国际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甚至对美国的霸主地位产生威胁，并如美国媒介所报道的夺走了美国人的工作，因此更有可能对中国产生负面影响，两种相反力量影响下产生的效果有可能就不显著。同样，态度也没有显著影响其对中国的了解，也就是说对中国有好感的美国人并未增强其进一步认识中国的动力，对中国评价偏负面的美国人也未显著降低他们去了解中国，他们更多去接触符合其既有态度（正面或负面）的信息去认识中国，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对中国的认识是指对中国认识的多寡而非褒贬。

在国际化的今天，国际交流越来越频繁，人际交往、旅游在国际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国与国之间直接经验的集中体现，直接经验无论在提高美国人对华的了解程度还是提升其对华态度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可见，相比较媒介关注等间接知识，这些直接经验在国际认知和态度的作用更显著。一些美国人发现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与他们对中国偏负面的刻板印象存在很大差异就是例证。本研究发现，曾经来中国旅游过的美国人对中国的评分为64.35，而从未来中国旅游过的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评分为52.49，两者差异显著（t=5.94，P<0.01），同样，有中国朋友的美国人的对华态度也比没有中国朋友的人更正面（P<0.01）。实际上，有中国亲戚或朋友、来华旅游过的美国人可能对中国更有兴趣，兴趣促使这些美国人更愿意和中国人交往，也更愿意来华旅游，与中国的直接交往则进一步提升了他们对中国的兴趣，共同增强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和态度，这从另一方面反映出未来促进中美两国在促进直接交往等方面还有巨大的潜力。从增强两国关系的角度，未来应该加大发展中国对外旅游吸引力、扩大文化交流、公共关系等来提升中美两国人民的直接互动。

本研究为互联网调查，仅调查美国成年网民，虽然美国的互联网普及率很高（截止2016年6月达88.6%⑨），并且样本来自SSI及其合作伙伴的注册样本库，但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美国成年人概率样本，因此需谨慎对待推断统计结果；另外，虽然本研究在测量对中国的兴趣度时区分不同主题，鉴于国际新闻的复杂性，如果能就不同议题的新闻关注、态度、认知等分别测量，将会提高研究的效度，如美国人对快速崛起的中国经济往往持正面态度，而对中国环境、政治（人权）常持负面态度。

注释 [Notes]

1. 本文问卷调查得到了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Wayne Wanta博士的无私帮

助，以及北京交通大学传播系研究生杨智芳在收集、整理资料上给予的帮助。

2. 参见盖洛普调查网站：http://www.gallup.com/poll/1627/china.aspx。

3. 参见盖洛普调查网站：http://www.gallup.com/poll/146039/china-tops-list-countries-vitallyimportant-egypt-9th.aspx。

4. 参见盖洛普调查网站：http://www.gallup.com/poll/189347/americans-china-top-economyfuture.aspx。

5. 参见Holsti, O. R. (1996). 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6. 由于本调查针对18岁以上美国成年人，年龄选项分为18-24岁、25-34岁、35-44岁、45-54岁、55-64岁和65岁以上，在其后的方程中有些选项进行了合并。

7. 分为高中以下、高中、大学、研究生及以上。

8. 收入分为20000美元以下、20000-39,999美元、40000-69999美元、70000-99999美元、

100000-149999美元和150000美元以上

9. 引自世界互联网统计（Internet World Stats）:http://www.internetworldstats.com/stats14.htm。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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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洪忠，虞鑫（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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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Zhang, C. & Meadows III, C. W. (2012), “International coverage, foreign policy, and national image: Exploring the complexities of media coverage, public opinion, and presidentialagend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20.

作者简介：

苏林森，博士，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舆论学、媒介经营管理等。

本文原刊于《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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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郭    梦

校对：李书龄